图书信息
作 者：徐城北著 吴宣文编
丛 书 名：
出 版 社：宁夏人民出版社
ISBN：9787227018490
出版时间：1999-01-01
版 次：1
页 数：228
装 帧：平装
开 本：32开
内容简介
人生就如同爬三楼。一楼是学习时期，从小学到大学，都是学前人留下来的基础知识。二楼是社会。与之相适应的时期，这时期在不同人那里有不同的长短，有人三五年，有人七八年，有人得一辈子。三楼则是全然适应了外界，已能有所追求和有所展现
目录
直上三楼(代自序)
稀客(忆王震将军)
地坛片语(忆母亲子冈)
慈眉善目老塾师(忆叶圣陶、
沈从文组曲
艾青·鱼化石
聂(绀弩)翁诗探
解读萧乾
启功的“内功”
秋雨金克木
拜见王季思
命运的分号(忆冯亦代、
黄宗英)
滋润(忆汪曾祺)
玉玲珑·陈从周
丁聪有这样一个“小本本”
编辑推荐
《直上三楼》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后记
父母离开了人世，我不免有些孤独，常常想念自己的来处，自己的老家。父母早年当记者，几年就搬一次家，或者一年就搬几次家。像抗日战争到重庆，日本轰炸一次就搬一回，一点点由城市外围搬向市中心，最后我出世了，家也安定了，好像此后日本也没再炸，家也没再搬。不久前我去了重庆，那所房子居然还在。
解放后，父母定居北京，除了“文革”那些年，其他时间基本在市区，不过从东城搬到了西城。最后，他俩先后又从西城搬到八宝山。是母亲先搬去的，搬进革命公墓的西十三室，八年后父亲跟了去，考虑到要有个永久归宿，便把母亲迁出来，一块儿上了(骨灰)墙。在早，墙是个松快的地界，逝者都不愿挨那个风吹日晒；可如今已经人挤人，层层队队，密密麻麻了。很难再找方向和层次同佳之所，几经权衡，就找了新开辟的位置——东外外墙。于是，这儿就成了我最新的老家。
我时常来，但说不准什么时候来。每年清明那几天我绝不凑热闹。经常是遇到八宝山有活动(比如举行某某人的葬仪)时，我稍微早到半小时，先进公墓缅怀一阵儿，就算尽了心。
我从不宿命，但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——母亲在七十三岁去世，父亲又在八十四岁去世，只能长久无言。他俩如今一切画上了句号，已然入列。
他俩相识于《中学生》杂志，一南一北通过投稿而开始通信。一位在春节去到苏州看另一位，带去几串北平的糖葫芦，车厢温度高，北边这位的手就一直伸出车厢。这引得南边这位芳心一动——他们结合了，成为后来的我的父亲和母亲。
母亲年轻时很有文学天分，曾在苏州“振华女中”参加《中学生》的全国命题征文。两年三投皆中，第一次得第二，后两次得第一。到北平上大学只读了半年就毅然退学，住在单身女子公寓，当起“文学单干户”，以稿费为生。这显然是很艰难，但她干得虎虎有生气，《中学生》发表过万字长文《子冈论》，评价这个二十刚出头的“公寓作家”。不久，抗战烽火骤起，她再也无法安心去写“公寓文学”，遂进入《大公报》当了记者。
父亲出身北平一个中产家庭，高中一毕业就跑到南京勤工俭学。利用这点收入进入金陵大学专修农林。实习时，曾去陇海铁路两侧的农场和林场做毕业论文。论文都是从很现实的问题出发，带有研究意味，思路清楚，文笔扎实。将毕业时，《大公报》发现了他，要他“一毕业就进报馆”。
《大公报》老板对记者颇“放任自流”，只要大方针不违背报社宗旨，只要不给报社捅娄子，尽管撒开手干。干好了提职加薪，干不好卷铺盖走人。
母亲是做政治和文化新闻采访，兼写一点社会新闻。她曾对“陪都”民生百态做了真实描绘，但重庆的新闻检查厉害，于是她就把这些篇章寄到桂林《大公报》发表，后来新闻界称之为“重庆百笺”。还有一篇《毛泽东先生到重庆》，那是在1945年的重庆九龙坡机场，一百多名中外记者都在“抢”共产党领袖来渝参与重庆谈判的“镜头”。母亲凭着一颗地下共产党员的炽热心情，凭着她那支生花妙笔，直觉地写出毛“像一名来自乡野的书生”，更跟踪到张治中家的客厅，披露出毛“不习惯那里的广漆地板，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”的细节。
父亲走的则是另一条记者之路。他在十多年的采访生涯中，几乎跑遍了整个国统区。他广泛而有计划地报道了若干领域(石油、机械、化工)的实业家的艰苦劳作，按照三轨并行(一轨写实业后的国计民生大背景，一轨具体写实业，一轨写干实业的人)的原则，使自己的采访形成为一个严密而周详的系统。他特别敬仰那些学者型的实业家，访问前要尽可能看完对方的全部著作，采访中单刀直入，头一句话就触到对方正在做的事情。对方惊讶他的诚恳和他的功夫，大多和他保持了终生友谊。父亲还在这种充满友谊的气氛中，为党做了一些统战工作。父母都成了名，但并不孤立。当时《大公报》内外有许多记者都干得十分出色，并各有特色。比如范长江、徐铸成、萧乾、杨刚、浦熙修、赵超构、陆诒、孟秋江……这种从新闻界“爆”出的文化现象，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。我把目光凝聚在骨灰墙上。人生经历真是不能预料，他俩的后半生一晃即逝。历史和后人能够记住他们的，仅是他们的前半生。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年月，更是一个严峻和艰苦的时代。父亲挨过国民党的抓，母亲敢于面对面和国民党上层人物“斗”口舌。他们勇敢“向前看”，就果真“看”出了结果。与他俩同期的那一批记者，大多也都入列——进入到自己应该占有的历史位置。金克木先生对我说过：“你母亲是个作家(诗人)型记者，你父亲则是学者型记者。”金先生是在闲聊中评说的，却顿时揭开我久久迷漫着的心理迷雾。我曾用心研究过母亲，也涉及到对父亲资料的占有。我很想以一个“后(来的文化)人”的角度，写一部《大公报畅想》。把父亲的研究功夫用在前边，然后用母亲那种随意的笔触挥洒开来。我实在敬仰三四十年代的那批记者，他们年轻时很勇敢很灵巧地那么“一机灵”、“一奋斗”，结果就出来了，一批人纷纷入列——入到历史之列。所以，我作为这个系列集体的一名后人，也时常思考如何才能继承他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？三思后我认为，似乎就是要在自己还有劲头、同时外界也给这种劲头以可能的时候，更加“一机灵”更加“一奋斗”，好让青壮年的年华进发出属于历史的宝贵光芒！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，那么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就会大成，人们也纷纷入列——同样是入历史之列。这样，岂不是一切都太美好了？我为之高兴得不知所措。对比之下，世俗的金钱、级别、房产什么的，就实在没多大意思了。大写的人的后代，第一重要的，就是要竭尽一切努力，使自己也成为大写的人。实现大写，是有经验和条件的。前辈的经验值得后辈借鉴，但由于条件不同，未必能在同一个环境“出来”。这无影响，只要努力到了，也就算是完成了“大写”。我每去一次东外外墙，归来就要做一次“大写”的梦。直到如今，这梦也还没醒。东外外墙，不仅是我父母一辈人的归宿，也是我这辈儿人的最终老家。
作者简介
徐城北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电视艺术家戏曲委员会委员，曾任中国京剧院研究部主任，并多次获邀至CCTV《百家讲坛》主讲京剧文化、民俗文化等专题。
所著名类著作八址余册，主要作品有《梅兰芳三步曲》、《老北京三步曲》、《戏剧与中国文化》等。
序言
二十多年前去沈阳，在它一个三层书店中游游逛逛。正逡巡中，同伴中有人呼喊：“直上三楼！”我心一惊：对呀！如果在一楼买了书，捧着它上二楼；然后再于二楼买书。再捧着上三楼；最后三楼仍然买书，最后一总负载着下楼……这样是否太累了些？是否要做许多无用功？转瞬之间，一个《直上三楼》的书名跳入脑海，当时我就想：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。似乎都应该采用直上三楼的办法。
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就在“十七大”开幕的那天，我从太原去大寨。1969年我去过昔阳县，远远见过陈永贵。次日去大寨，地头上碰见贾进才。三十八年过去，我重去大寨，还步步登上“重楼”，看了陈永贵的墓。山下有陈的半身像，仰望山顶，那里才是陈的墓地。上山要步行一个五个坡的斜面：第一个坡八级，表示他当了八年的国务院副总理：第二坡二十八级，他入党二十八年；第三坡七十二级，他活了这大的岁数；再上还有两个不短的坡面，不记得是什么含义了。我上去时还容易，可下来就费了大力，坡度相对陡，两边的铁管栏杆又太低，下坡总不能弯腰扶着栏杆走吧。陡然我望着坡下的大寨村，陈永贵当年的“爬坡”也有点“直上”的意味，他不只是三楼了，应该是五楼吧？大寨人说，老陈当年一人在村子、县、地区、省、中央一共五个层面同时任职，这在全国也只有他独一份了。这样讲，是否意味着“直上五楼”了呢？我不由得展开了思索……
我由新疆，经河北固安调回北京，生活工作在文化艺术界，接触并体味着许多人的生活与工作。有了心得，便零散记录成文。现结成此集，请您指正。
